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长短期趋势与结构性变化成为不少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近日，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熊奕接受了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采访，系统阐述他对当前经济“拐点”性质的判断，以及未来五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拐点”已现
“我个人的感受是，去年（2025年）是中国经济和市场的一个重要拐点，情绪带动之下的资本市场表现很亮眼。”熊奕认为，从供给侧来看，过去一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创新能力和全球经贸体系竞争力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Deep Seek时刻”这一表述的广泛传播，“它反映出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关键科技领域，中国在其中展现的追赶速度已超此前预期。”熊奕表示。
熊奕还透露了一项自己微观角度的观察，在北京某顶级学府，早年间专业偏好度较低的理工类如今已经是热门专业，“整个变化其实就集中发生在过去5年里，稀缺的资源正被配置到需要的领域里去，其中，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熊奕说。
除人才要素外，市场环境和供应链支撑同样对竞争力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展望来看，人工智能及其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领域无疑是未来最重要的竞争赛道之一。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的显著加速，恰始于2024年第四季度前后，这与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期出现拐点的时点基本吻合。”熊奕表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而中国企业的态度相对审慎。
然而自2024年四季度起，整个行业对未来的展望发生了明显转变，熊奕将其称为“动物精神”的回归。所谓的“动物精神”并非指某个单一企业的行为，而是指当整个行业形成对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时，大量企业基于这一共同预期，竞相加大投入、扩大布局，以期在可预见的未来格局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这种群体性乐观预期与投资意愿的回归，是自去年以来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界与资本市场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熊奕指出。
“反内卷”的正确路径
在熊奕看来，未来五年另一个重要主题与前述创新议题紧密相关：尽管中国已涌现大量具有强劲创新能力的企业，但还有一个挑战是，其中有些企业的盈利能力未随创新同步提升。
这反映出，当前整体经济环境对高创新企业的回报机制仍有改善空间。而“反内卷”政策正是对这一结构性挑战的积极回应，旨在通过优化市场竞争生态，使创新能力强的微观主体获得更合理的回报。
当企业盈利环境系统性改善后，宏观层面所面临的需求不足、价格低迷等压力也有望得到缓解。
熊奕还提到，当前各方讨论普遍认同“反内卷”的政策方向，但对其实施路径与挑战存在不同解读。许多人将其与十年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较——两者在宏观层面确有相似之处，如产能利用率偏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处于负区间等。
然而，熊奕指出，“反内卷”与此前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差异在于：上一轮改革所针对的钢铁、煤炭等行业，主要面临的是需求周期性收缩与前期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过剩；而本轮“反内卷”的典型代表如汽车行业，则呈现出“需求持续增长与行业利润率下降并存”的新特征。
他认为，解决之道或许在于推动市场竞争从“非稳态”向“稳态”过渡。熊奕建议，在放宽准入、激发活力的基础上，接下来更需要畅通退出与整合机制，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或龙头企业整合，使行业集中度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转向需求侧分析，熊奕认为，内需与外需各有侧重。就内需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尤为关键。
通过分解消费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居民在实物消费方面的支出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尤其是在“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下已迈上新台阶。然而，服务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仍在较低水平。
熊奕分析认为，中国居民在三大服务领域的支出尤为不足：娱乐休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若能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将对扩大服务消费、提振整体内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熊奕进一步指出针对上述领域的具体制约：
娱乐休闲：受限因素之一是居民闲暇时间不足。这正是“反内卷”政策讨论中关注减少工时、增加休假灵活性的原因所在。熊奕也提到，供给结构也需优化，例如电影需求下降而演唱会需求上升的现象，反映出高品质休闲供给仍有缺口。
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的基础公共服务普及，既能改善民生，也能直接促进服务消费。
医疗保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医疗需求将持续增长。当前中国医疗体系呈现出“质优价廉”的特点，但面对消费升级趋势，居民对高品质、个性化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在保障基本医疗可及性的同时，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将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增长点。”熊奕认为。
此外，在外需层面，熊奕认为，企业“出海”在未来5年仍然是一个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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